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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回溯到五十天前的8月28日，一则迟来的死讯打破了平静。当日，以色列空军出动F-35隐形战机，向萨那郊外一栋戒备森严的别墅投掷了一枚威力巨大的GBU-57“地堡杀手”钻地弹。这枚炸弹精准地命中了目标，将“也门导弹之父”·加马里及其年仅13岁的儿子，一同埋葬在了地下三层指挥中心的废墟之中。爆炸产生的巨大冲击波，在地面上留下了一个直径达12米的巨大弹坑，也预示着中东地区力量平衡的微妙变化。
胡塞武装随后发布的简短声明，仅以“执行公务时阵亡”来描述加马里的死因，试图掩盖其真正价值。然而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却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对此负责，称其“清除了威胁红海航运的关键人物”，毫不掩饰对此次行动的肯定。
·加马里并非泛泛之辈。在胡塞武装内部，他被尊称为“也门导弹之父”，是一位极具战略眼光的军事指挥官和技术专家。在过去十年里，他一手将一支地方武装的打击范围从最初的200公里，扩展到了惊人的1500公里，其导弹射程足以直接威胁到以色列最南端的埃拉特港，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实质性的威胁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他主导研发的“分布式导弹发射体系”，使得胡塞武装能够利用廉价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，对国际航运造成持续性的威胁，严重扰乱了全球贸易秩序。2024年7月，一枚“巴勒斯坦-2”型高超音速导弹成功突破以色列引以为傲的“箭”式反导系统，精准击中了特拉维夫以南的本·古里安机场，震惊世界，而这正是出自加马里之手。
由于其对地区安全造成的巨大威胁，加马里成为了罕见的被全球主要大国一致制裁的对象。然而，这些制裁似乎并未能有效限制他的行动，反而巩固了他在胡塞武装内部的二号人物地位，使其权势如日中天，直至以色列的导弹无情地落下。
这次以色列的斩首行动，也展现了一种全新的非对称战争形态，堪称一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。在空袭前的72小时，美军派遣EA-18G“咆哮者”电子战飞机在也门海岸附近实施了强大的电磁干扰，有效地瘫痪了胡塞武装的早期预警雷达系统，使其防空能力大打折扣。与此同时，美军的“锁眼-12”间谍卫星则提供了实时的精确坐标，锁定了加马里正在参加秘密会议的别墅位置，为后续的精确打击奠定了基础。
8月28日凌晨，两架以色列空军的F-35I隐形战机从内盖夫基地悄然起飞，在红海上空接受了KC-46加油机的空中补给后，以超低空突防的方式，成功穿透了胡塞武装部署的S-300防空导弹网，直扑目标。
整个攻击过程仅持续了几秒钟，GBU-57钻地弹便精准地穿透了别墅的地基，并在地下深处爆炸，威力惊人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以军在此次行动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，这引发了外界的诸多猜测：以军可能故意控制了炸弹的当量，旨在收集爆炸后的人员流动数据，从而为后续的行动建立更为精确的模型。
在这场战术行动的背后，隐藏着一套复杂的联盟逻辑——美军提供关键的情报和电子战支持，而以色列则负责执行具体的打击任务，从而形成了一种“美国赋能、以军亮剑”的协作模式。空袭发生后仅6小时，美军的“艾森豪威尔”号航空母舰便悄然撤离了红海海域，似乎是为了给以军清理出更为安全的打击走廊。
长期以来，胡塞武装凭借其“去中心化结构”，在与沙特阿拉伯长达十年的残酷战争中得以顽强生存。即使国防部长、总参谋长等高级将领相继被清除，各个战区的指挥官仍然可以独立作战，保持着强大的韧性。然而，加马里的死，使得这种韧性开始显露出裂痕。
加马里之死直接导致了胡塞武装的技术链条断裂：由于安全顾虑，伊朗革命卫队的技术团队被迫撤离也门，导致胡塞武装大约40%的导弹库存因缺乏维护而逐渐失效。更为糟糕的是，由于本地工程师并未完全掌握固体燃料的配方，新导弹的试射成功率从原来的65%暴跌至28%。
数据显示，在2025年1月至9月期间，胡塞武装共发动了37次反舰导弹袭击，成功率高达62%。然而，在10月份加马里死后，袭击的频率骤然下降了40%，且无一命中目标。失去了加马里的指挥，胡塞武装赖以成名的“饱和打击”战术也难以为继。
尽管胡塞武装紧急任命了其创始人女婿优素福·马达尼接任参谋长一职，但这位新任参谋长更擅长部落政治而非导弹技术，难以在短时间内重建其作战体系。
加马里之死所引发的经济涟漪，远远超出了也门边境。由于商船在红海地区遭遇袭击的风险急剧增加，全球约15%的亚欧航线货轮被迫绕行非洲好望角，导致单次航程增加了14天，运输成本也随之上升了28%。
伦敦洲际交易所的数据显示，在空袭发生后，布伦特原油价格迅速突破了每桶97美元的大关，欧洲天然气单日涨幅更是高达22%。这些数字背后，是红海航道失控所引发的连锁反应——苏伊士运河的通行量减半，国际航运保险费率飙升300%，全球供应链每年面临着高达1万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紊乱风险。
此前，胡塞武装曾试图通过宣称“中国、俄罗斯以及支持巴勒斯坦的国家船只可以安全通行”来分化国际阵营，但实际效果却十分有限。各大国正在红海地区形成一种新的力量平衡：美国正在强化其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部署，以控制战略要地曼德海峡；俄罗斯则以护航为名，不断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；而中国则通过运营荷台达港，积极参与红海安全架构的重建。
以色列的这场斩首行动看似取得了成功，但也暴露了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悖论。一方面，精准清除行动确实有效地削弱了胡塞武装的军事能力。在加马里死后，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频率明显下降，在加沙停火谈判中也保持了沉默。
但另一方面，胡塞武装的组织韧性并未完全崩溃。在空袭发生后的48小时内，胡塞武装迅速完成了权力交接，并突击联合国机构，绑架了11名工作人员，以示强硬。
胡塞武装曾利用成本仅为1万美元的改装无人机，成功摧毁了价值高达500万美元的装甲车，但随着以色列将人工智能目标识别技术与“铁穹”防御系统相结合，其拦截成功率已经提升至92%。这种差距使得胡塞武装原有的非对称优势逐渐消弭——当游击队试图用高科技手段对抗正规军时，传统的隐蔽手段反而可能成为致命的陷阱。
在加马里的葬礼结束时，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·萨里阿慷慨激昂地誓言“要让以色列港口变成一片火海”，但现场士兵手中的枪口却指向天空——仿佛在质问着一种无解的困境：当指挥官被精准清除，组织被技术碾压，复仇是否只能走向更极端的毁灭？
在萨那的硝烟中，有人注意到，一位悲愤的少年将加马里父子的照片并排刻在了子弹上。这颗子弹最终会射向红海上往来的商船，还是特拉维夫灯火辉煌的夜空？
或许，答案早已隐藏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那句充满警告意味的话语中：“凡向以色列举手之人，必被斩首。” 这句话，既是对潜在敌人的威慑，也是对未来局势的一种悲观预言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